8月18日，杭州地产酒局事件官方通报落地：
经查，7月26日晚，犯罪嫌疑人赵某峰(男，某企业高管)、郁某栋(男，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)餐后在某KTV活动期间，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，其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。目前，被害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经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。
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、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郁某栋已被免职;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。纪检监察机关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，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，绝不姑息。
这份通报，把直接实施侵害的两名核心人员的刑事追责公之于众，但通读全文，在字里行间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、令人不安的沉默——当晚酒局的关键召集人，建发杭州总经理马政纲，并不在官方处置的名单之内。
马政纲是地产行业深耕多年的职业经理人，入职建发前曾任仁恒置地杭州公司总经理，对杭州本地地产圈层十分熟悉。
2021年加入厦门建发集团旗下建发房产，执掌杭州事业部，任总经理，全面负责建发在杭州的地产业务，曾获评地产行业年度百强经理人，是杭州地产圈举足轻重的国企区域一把手。
作为国企城市总，他手握团队人事调配权，受害女员工正是其直接下属。
一场酿成轻伤二级的刑事案件，施暴者已锒铛入狱。然而，将被害人亲手推入酒局漩涡的关键人物，其处理结果至今仅止于未经官方证实的企业内部传言（被免职）——连建发官方的红头文件都未公开披露。
这引出了两个无法回避的追问：企业内部免职，岂能替代公法层面的责任追究？未曾直接动手，是否就能安然置身刑责之外？
综合多方信息，当晚酒局缘起土拍庆功。马政纲作为被害人的直属上级，在被害人下班途中电话临时传唤其赶赴这场全男性政商酒局。
被害人被迫赴宴，席间遭遇高强度劝酒，大量饮酒后意识模糊，宴毕又随众人转场KTV，最终发生强制猥亵和人身伤害的恶性后果。
从事实因果关系看，马政纲是整条危险链条的始作俑者。
他利用无可争议的上下级权力差，指令女下属入局，将其置于封闭而危机四伏的酒局环境。从饭局到KTV，他全程在场，亲历每一个环节。
作为用人单位高管，其职务行为制造出被害人遭受侵害的前置风险；同时，对于自己带来的下属女员工，他天然负有职务上、场景下的保护、劝阻和救助义务。
刑法上的共同犯罪，从不是“谁动手谁有罪”的简单逻辑。除直接实行犯外，教唆、帮助行为，以及负有特定义务却有能力阻止侵害而不作为者，同样具备成立共犯的讨论空间。
强制猥亵罪的帮助犯，不要求行为人亲自实施猥亵行为——若存在刻意劝酒灌酒，制造被害人丧失反抗能力的状态；或明知危险即将发生，有条件制止却默许纵容，放任侵害发生，则已具备帮助犯的构成要件基础。
当然，是否最终认定刑事共犯，核心取决于侦查机关取得的完整证据，要看主观上是否存在犯罪的意思联络，客观行为是否对犯罪结果形成实质助力。
但现在的现实是，官方通报只公布了两名直接施暴者刑拘的结果，没有披露马政纲的公安侦查进展。
建发对马政纲的免职，只是国企内部人事管理行为，绝不等于司法调查已终结，更不等于法律责任一笔勾销。
内部处分不能替代刑事、治安、民事、监察层面的公权力调查。即便最终证据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，也还有多重追责路径可以落地：
依据《民法典》，因其先前行为制造危险环境、未尽保护救助义务，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；
作为国有房企高管，如存在滥用管理职权、逼迫员工参与畸形酒局，纪检监察机关完全可以展开履职调查，依法作出政务处分，决不能只交由企业内部了结。
司法办案，既不能屈从舆论审判，也不能选择性追责。不能只处理直接动手的施暴者，而对事件链条上的关键角色一笔带过。
马政纲作为事件的重要发起环节，不能止于企业一纸免职，不能因未实际参与猥亵就脱离调查视线。
公众期待的，是完整还原全链条事实，厘清每一个人的过错与责任，区分刑事、行政、民事和履职责任，将调查结果公开、透明地呈现。
唯有把整条事件链条查清查透配资最安全的三个平台，才是对此案被害人最好的交代，也是对畸形政商酒局最有力的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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